梁实秋的《雅舍小品》中收录了一篇散文，题为《猪》，文中有这样的话：

我在乡间居住的时候，女佣不断的要求养猪，她长年茹素，并不希冀吃肉，更不希冀赚钱，她只是觉得家里没有几只猪儿便不象是个家，虽然有了猫狗和孩子还是不够。我终于买了两只小猪。她立刻眉开眼笑，于抚抱之余给了小猪我所梦想不到的一个字的评语曰：“乖！”孟子曰：“食而弗爱，豕交之也；爱而弗敬，兽畜之也。”我看我们的女佣在喂猪的时候是兼爱敬而有之。她根据“食不厌精脍不厌细”的道理对于猪食是细切久煮，敬谨用事的，一日三餐，从不误时，伺候猪食之后倒是没有忘记过给主人做饭。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时候，她坐在屋檐下补袜子，一对小猪伏在她的腿上打瞌睡。等到“架子”长成“催肥”的时候来到，她加倍努力的供应，像灌溉一株花草一般的小心翼翼，它越努力加餐，她越心里欢喜，她俯在圈栏上看着猪儿进膳，没有偏疼，没有愠意，一片慈祥。有一天，猪儿高卧不起，见了食物也无动于心，似有违和之意，她急得烧香焚纸，再进一步就是在猪耳根上放一点血，烧红一块铁在猪脚上烙一下，最后一着是一服万金油拌生鸡蛋。年关将届，她噙着眼泪烧一大锅开水，给猪洗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热水澡。猪圈不能空着，紧接着下一代又继承了上来。

这一段关于人与猪的关系的描写，温暖而有趣。今天看来，这样的文字不仅有文学价值，在某程度上也具有了史料价值。因为，这种人猪关系现如今几乎绝迹了。

我们这个民族跟猪的渊源，可谓久远，汉语中的“家”是个会意字，一个房盖下面一头猪，即为家。“家里没有猪，家便不像个家”，这是乡土中国固有的思维方式的一部分。

传统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，小农家庭是一个近乎于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，除盐、铁等无法自行生产的物品需要购买外，其他的生活必需物质都自行生产，而猪，正是这自给自足的经济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——人的食物残余积成泔水，变成猪的食物，猪的粪便变成肥料，参与光合作用的过程，再次转化为人的食物；猪肉为人提供了必要的蛋白质，同时用于换取宝贵的现金，购买盐和铁。

现代化的进程打破了这种小农式经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生活方式。今天，仍然有农村家庭以传统的方式养一两头猪，过年前宰杀，留一部分肉自己吃，其余的卖掉。但这种情况已经很少见了。随着分工的精细化，养猪变成了一个专门的行业，比传统养猪方式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供应猪肉。

于是，打猪草、切猪食、杀年猪等词汇，慢慢地变成了只有在老一辈作家的文章中才能看到的陈旧词汇，演化成了“乡愁”的一部分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才可以说开头所引的梁实秋的文字有了“史料价值”。

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，在“人猪共生”的模式消失于历史长河的同时，人成了专业化分工链条上的一颗颗螺丝钉，赚取货币化的收入，再购买生活所需的一切物品。换一个角度讲，商品化的进程越来越深地侵蚀到每个人的生活。

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才会浓墨重彩地渲染前现代的生活方式，如果你想吃上一口美食，你首先要种植/捕捞，然后经历漫长的加工制作过程，最后才能享受到味蕾的满足感。这个系列片之所以大火，要义并不在美食，而是唤起了人们对逝去的传统生活方式的“乡愁”。

现代化是一个巨大的颠覆力量，是不可抗拒的命运。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”，这是马克思为现代社会撰写的评语。

现代化颠覆和重组了各种社会关系。在诗人的眼中，到底都是令人伤感的世事变迁，而在商人的眼中，这个过程里充满了发财致富的机会，到处都是金矿。

1987年夏天，时年36岁的刘永好出差到了广东顺德。当时，刘永好跟三个哥哥已经辞职下海7年了，通过养鹌鹑实现了当“万元户”的理想，但也遇到了发展的瓶颈。

在顺德街头，刘永好看到一家卖猪饲料的门店前排着长队，于是好奇地凑过去看了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刘永好动了转型做猪饲料的心思，回去跟三个哥哥一商量，就动手干了起来。

当时刘永好未必知道，在四五年前，总设计师就对农业口的领导干部交代过，“全国都要注意搞饲料加工，要搞几百个现代化的饲料加工厂，饲料要作为工业来办，这是个很大的行业。”

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，国家就反复号召要“科学养猪”，将科学养猪方法的普及作为一项国家任务来抓。注意总设计师的指示，“饲料要作为工业来办”，重点在“工业”二字。所谓“科学养猪”，最重要的就是在饲料上做文章，以工业化的方式为猪生产食物。

在传统的家庭养猪方式中，“细切久煮”地准备猪食，天然地限制了养殖规模。为了解决肉食短缺，必然要从工业化生产饲料、规模化豢养上入手。

于是，中国人终于告别了肉食短缺、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猪肉的年代，但随之而来的是，现在的猪肉不好吃了，没有以前的香了。也许这是实情，但这是现代化的另一面，有得就会有失。

个人的命运，当然要靠自己的奋斗，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。刘氏兄弟的这个选择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。站在风口，猪都能飞起来，做猪饲料生意的人当然更能飞起来了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刘氏兄弟成了中国的饲料大王，在房地产和互联网崛起之前，一度占据中国富豪榜的首位。目前，刘氏家族至今仍然是中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。

刘氏兄弟是名气比较大的，吴明夏、陶一山、林印孙、邵根伙、刘汉元等名字，大众未必熟悉，但他们都是靠在养猪行业里打拼而发财的亿万富翁。

养猪有多赚钱？看到连互联网新贵丁磊都要来插一脚，大家就可以想象了。不过丁磊没有把养猪当做主业来经营，到他涉足养猪的时候，养猪及相关行业就已经趋近饱和了，市场起起伏伏，赚钱不再像刘永好时代那么容易了。刘永好的新希望也已经完成多元化转型，从猪饲料生产企业变成了农牧产业集团，延伸产业链，不只养猪，也“养人”了。

养猪产业饱和了，但与八九十年代的养猪业一样充满机会的另一个领域正蒸蒸日上，那就是用养猪的方式把人喂饱。

翻译成大家都能听懂的话，就是快餐业。

什么是快餐？快餐就是凑合着吃一口，不求吃好只求吃饱的那种食品。这是直观理解的快餐定义。严谨的“快餐”的定义应该是，用工业化、标准化的方式制作出来的传统菜品。

包子是怎么做的？根据我们惯常的思维，想吃包子，得自己动手，先剁馅儿、和馅儿、和面，把馅儿包在面皮里，然后把一个个包子上屉蒸，蒸熟了一开锅盖，才能吃到热气腾腾的包子。

但是在快餐时代，肉是机器绞的，菜是机器洗、切的，和馅儿和包包子的过程全部由机器完成，机器甚至还会把包子蒸个六成熟，然后速冻，用冷链送到各个店面。你在店里吃的包子，可能只在店里经过了一个简单的加热蒸熟的过程。

总结起来，快餐有这样几个特征：产品制作标准化、加工配送工厂化、连锁经营规模化、管理方式科学化。

额，这是不是跟猪饲料的生产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？

在传统的人猪共生的关系中，人与猪吃的当然不同，但在制作方式上都是“细切久煮”，个性化调制的。在“人猪相揖别”之后，人跟猪在空间上分离了，然而兜兜转转，又在另一个维度上相会了——都吃上了工业化方式生产的食品。

在格子间加班加点、吃快餐的白领朋友们，你们得认清这样一个血淋淋的真相：你们不但累得像条狗，还吃得像头猪。

不要不敢承认。真的猛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这是现代化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迁，是生活在大都市里的现代人不可抗拒的命运。除了认命，你并没有其他选项。

想象一下城市化进程开启之前的城市生活，城市不大，人们大多生活在单位大院，中午下班或者放学的人们，会回家吃午饭，顺便午休一会，下午再去上班或上学。晚上就更不用说了，自然是回家做饭吃饭。在外面吃饭的机会是很少的。

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城市生活已经消失了，也许在小县城还有，但在一二线的大都市里连想都不敢想了。城市的摊大饼式的扩容，工作场所与居住场所的分离，让回家吃饭成了不可及的奢侈。尤其是在房价（房租）暴涨的情况下，城市化的后来者们被驱赶到了远离城市中心区的地方，每日花在通勤路上的时间动辄两三个小时，别说中午，晚上到家时也错过做饭的时间了。真的自己做，做了再吃，折腾完了都快半夜了。再说了，累了一天，谁还有心情做饭呢？

文化也在变化。现在的年轻女性，有几个人还会做饭呢？谁还把会做饭、会持家视为美德呢？美美地做一个指甲，动辄就要几百块，顶上十来份快餐套餐了，那还怎么做饭？

在未来，还有一个词会像“打猪草”一样成为历史的陈迹，只能在过往的文章中看到，那便是“妈妈的味道”。对下一代人来说，妈妈不再是那个做饭给你吃的人，而是给你叫外卖的那个人。

生活方式的巨大震荡，对诗人和作家来说，又是个可以矫情其没完的话题，但对商人来说，这还是个巨大的商机。

当城市人绝大多数不再在家里买菜做饭，吃饭的问题就要在外面解决，学术一点说，吃饭问题需要一个社会化的解决方案。每个人的朋友圈都有人在晒美食，但那不是常态，除了以吃喝应酬为主要工作内容的人，没有人能够每一餐都坐下来点几个菜。绝大多数时候，要以快餐来解决吃饭问题，不求吃好，但求吃饱。

不难想象，这个“用养猪的方法来喂饱人”的行业，会形成一个多么大的市场。据权威估计，2015年中国快餐行业的销售规模就已经超过7000亿。当前，城市化进程还在继续，各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，每一个地铁站的开通，就是一个新商圈的形成。

用不了多久，快餐将成为另一个万亿级的超大市场。

中国的快餐业是从洋快餐（以麦当劳、肯德基为代表）的进入才出现和发展起来的。经过20多年的发展，本土快餐品牌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，和合谷、真功夫、乡村基等快餐企业均已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。据商务部的统计，本土中式快餐店占据了快餐市场90%的份额，洋快餐仅占到10%。

当我们说起快餐的时候，其实包含两个部分，一种是连锁式的正规快餐厅，一种是街边巷尾的价格低廉的小门店，俗称苍蝇馆子。借助近年来资本对外卖平台的大规模砸钱，那些苍蝇馆子也插上了“互联网+”的翅膀，做起了外卖生意。

现在很多人喜欢点外卖，觉得便宜加方便但在餐时能点到的外卖，几乎都来自这种街边的苍蝇馆子。因为正规的连锁快餐店，在餐时根本没有时间处理外卖订单，店里排队的客人都应付不过来。

能叫到苍蝇馆子的外卖就算不错了。更有甚者，一些在网上做外卖的商家连店面都没有，弄几张照片对付着通过平台的审核，随便在哪里架一口锅，就可以在网上开业了。随着外卖产业的发展，几乎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出现了专门做外卖食品的据点，菜品随意摆放，生熟不分，污水横流。有统计数据显示，经历过网上外卖食品卫生安全问题的用户比例高达42%。

长远来看，互联网外卖的前景并不被看好。在食品安全问题之外，外卖业还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调整。比如人力成本问题，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耗尽，人力越来越贵，在资本烧钱阶段过后，补贴消失，到那时，网上下单的顾客不仅要支付餐费，还要支付每单五到十元的送餐费，还会有多少人愿意额外掏这笔钱？

外卖的另一个连带问题是包装产生的污染。有数据说，前三大外卖平台每天要使用6500万个外卖餐盒，2000万双一次性筷子，2000万只塑料袋。这样的污染物生产量，会带来极其严重的环境问题，也使得2008年就开始实行的限塑令形同虚设。国家迟早会关注到并介入这个问题，任何形式的调控都会增加外卖的成本，最终对外卖业造成致命的打击。

目前外卖行业的市场规模达到了2000亿左右。上述分析是为了说明，外卖业的这部分市场份额迟早会再次回归线下，被连锁快餐业吞下。

在这个“把人当猪养”的行业中，养猪出身的刘永好仍然有大展身手的空间。在2016年全国“两会”上，他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了《关于加强中央厨房体系，保障食品安全的建议》。所谓中央厨房，是指菜品统一采购，并由冷藏车统一配送到所有餐饮直营店的配货方式，这种方式的好处是通过规模采购来降低成本，同时保证商品的品质和卫生标准的一致性。根据刘永好的设想，如果国家对该行业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，全国范围内可以实现由300到400家现代化、标准化的中央厨房替代目前市场上存在着的60多万家不合格的餐饮主体。

刘永好这个级别的人物，既有对行业发展的洞察力，又有影响政策的能力，他所建议的方向，非常有可能成为快餐业未来的发展方向。我们可以大胆假设未来数年后的快餐业状况：一方面，在大中城市的商圈范围内，将只剩下品牌化、连锁化的快餐厅，单店式的平民餐馆将被驱逐，因为只有规模经营的餐饮企业才能最大限度地压缩成本，在地价最贵的地方卖最便宜的食品，还有钱挣；另一方面，送餐上门的“奢侈”将不复存在，快餐消费者回归实体店消费，即便不在店内用餐，也会大规模采取国外的takeaway模式，即到店打包。

美日等先发国家的经验均已表明，快餐业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。以此对照，中国的快餐业远未到成熟期，未来的增长空间还有很大。经过近40年的增长，饲料行业（不仅是猪饲料）在到达饱和后的体量也不过8000亿元左右，造就了一批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，那么，以把城里人喂饱为目的的快餐业会创造什么样的财富神话呢？

毋庸置疑，快餐业是一个未来的富矿，能否在其中淘到真金，就看你勘探和开采的本领了。

康录发，一个连续的互联网创业者，早就盯上了快餐业的机会。四年前他创办了重庆速占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简称“速位”），如今已经在业内打出了一定的名气，开拓出了属于自己的市场方向。

速位是干啥的呢？接着拿“科学养猪”来打比方，康童鞋想打的点并不是“养猪”，而是“科学”。 速位做的事情，不是自己做快餐和卖快餐，而是帮助快餐企业更好地、更有效率地卖快餐，从另一个角度说，是为快餐消费者提供更好的到店消费体验。

灵感来自于生活体验。康童鞋并不喜欢吃快餐（谁会喜欢吃快餐呢？），但很多时候不得不以快餐来解决吃饭问题，比如在机场、车站，或者工作日的中午。经观察他发现，对快餐厅的消费者而言，痛点在于高峰时间的排队等待和寻找座位，结伴去吃饭的顾客，一般来说是要分工的，有人去排队买饭，有人去占座；对商家来说，痛点是现场点单的效率存在极限，在高峰时间，一边是有客人端着饭找不到座位，一边是座位被占，影响翻台率。

痛点就是商机。解决痛点的办法，康童鞋早就想到了，他想让餐厅变得智能起来。“智能餐厅”的理念最早是康童鞋提出的。

个人的命运，既要靠自己的奋斗，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。让我们再次重温这句睿智的话。“智能餐厅”的想法虽然早就在康童鞋的脑袋里出现了很多年，但之前并没有实现的条件，直到近年来移动支付和智能设备等领域的飞速发展，康童鞋觉得，想法终于可以落地了。

2015年，康童鞋创立了速位。经过三四年的反复试验，速位开发出了一套能够让餐厅变得智能起来的设备，光专利就申请下来150项。

速位的设备是怎么让餐厅智能起来的呢？简单地说吧，到与速位合作的快餐厅用餐，用餐人可以提前打开支付宝或者微信，选好菜品，完成支付；到店后扫一下码，就可以开柜取餐了。对就餐人来说，这大大减少了排队等待的烦躁。理论上，如果速位的普及率提高到一定程度，占座现象就会大大减少甚至消失，那时候找座位的烦恼也会随之消失了。

从餐厅的角度说，门店在接到订单后，马上配餐，扫码后，将餐食放入柜子，销售就完成了。这一方面将高峰时段前移十分钟，同时省去了跟顾客交流、下单、收款的时间，整体上效率大大提升。在已经跟速位合作的快餐厅中，平均每个门店可以节省两个人工，每年节约十万左右的人力成本，翻台率提高*%。

衣食住行是人最直接的需求，也是最大的市场。康童鞋的目标是把“科学养猪”中的“科学”二字发挥到极致，将速位打造成快餐领域的滴滴。速位现在需要更多的资本介入，帮助提升市场份额，当速位的智能设备进入十万加快餐厅，速位将成为又一个年流水超过千亿的独角兽企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