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有必要再创业吗？”杜莹问自己。不是没有成功过。2002年，她创建了和记黄埔医药(Hutchison MediPharma)，2011年她离开时，这家新药公司已有5个在研药物，并创造了本土多个第一：第一个把化学药拿到国外做二期；

　　第一个把植物药做到了全球三期临床；第一个去澳大利亚做一期临床；

　　第一个把早期研发成果转让给全球大药厂；

　　第一个向全球大药厂转让候选药物，总金额1亿多美元，创本土当时最高纪录……

　　在男性主导的医药创业圈里，这位女性创业家几乎赢得了所有同行的尊重，“能干”、“有本事”是她经常被贴上的标签。

　　不是没有诱惑，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。她已50岁，这是大部分女性准备退休的年纪。她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小的那个才10岁，她也希望多些时间给孩子。在她的成长中，父亲曾为了她们放弃某段仕途。孩子们的照片摆放在她办公桌后的书架上，并排的是和黄时期的一些照片及荣誉证书。

　　“你还想要什么？你最想要什么？”杜莹接着问自己。

　　“中国非常需要好的企业家和创业家，而我的热情以及最能发挥价值的地方在于做企业，所以我最终选择了回来。”

　　2014年1月，再鼎医药(Zai Lab)正式成立。顾名思义，再来一次，再次问鼎。

　　两次创业大不同

　　“第二次创业和第一次创业还是有蛮大区别的。”杜莹说。

　　成立一年多时间，再鼎医药用于治疗慢性呼吸道疾病的创新药物ZL-2102已在澳大利亚开始一期临床，同时在国内也开始申请一期临床。中国是呼吸道疾病大国，目前尚无好的药物可以治疗。

　　这一药物是再鼎医药从赛诺菲公司引进的，同时引进的还有另一个呼吸道药物，再鼎拥有它们的全球专利。再鼎的目标是成为一家国际性的新药研发企业，成立初期，采用了对外合作的模式。之前，再鼎还与百时施贵宝开展了合作，引进了一个用于治疗肝癌的药物，该药物已在三期临床中，再鼎拥有亚太地区专利。

　　“第二次创业，基点不一样了。”杜莹说。相较第一次创业，全球医药研发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中国医药研发环境、人才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再鼎采用了不同于第一次创业时的模式。

　　“不像以前那样大部分都要自建，过去十年，中国建立了CRO资源。以前如果哪部分没有的话，在外面找都觉得不可靠。”杜莹说。和黄成立时，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CRO产业才刚起步，现在再鼎与包括药明康德在内的多家CRO公司合作。

　　利用CRO资源，使公司的运营更为高效、灵活。“一个看起来很小的公司，也可以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。不想进行一个项目，只要裁减对外服务需求，而不用裁员，这对员工也比较好。”杜说。再鼎医药现有20多名员工，办公地点在上海张江的一栋别墅里。隔壁那栋别墅里是一家生物医药风投基金。

　　创办再鼎前，杜莹曾做过两年风投，是红杉资本的合伙人，投资医疗健康行业。创办再鼎后，她接受了启明创投、凯鹏华盈、红杉资本和泰福资本等基金的投资。

　　拿到投资，再鼎团队很快组建完毕。而第一次创业时，“招人是很大的瓶颈，那时候大家还没有看到中国的发展方向”。杜莹为和黄招来的第一个人是曾为她工作过的人，第一批人也大多出于辉瑞。

　　一年一年，人才吸引逐渐变得容易，和黄在成长，中国新药生态也在变好，引来了更多的海归。那些年间，杜莹等人也常作为国内创新药的代表活跃在海外相关的行业会议中，为她赢来了更多朋友及信任。

　　再鼎医药首席运营官巫荟博士就是2005年时在美国认识杜莹的，当时做风投的巫荟在台下听杜莹做创业报告，被杜感染。后来，巫一直很关注杜，巫的一些朋友也加入到杜的公司中，杜巫两人的生活、事业开始有了交集。

　　“她的个性是希望开创些什么，大家走到一起，是因为她能给大家一个梦想。”巫荟说，“还有她很大度，愿意跟大家分享，认可每个人在专业领域的优点，给一定的自主权。小事放手，大事掌舵，沿着蓝图带大家向目标驶去。”

　　“我在制药领域至少做了二十五年了。”杜莹说，“有很多经验，国内国外大家也都知道，有这个信任。大家愿意一起奋斗，一起打造中国最好的企业。”

　　杜莹的领导力

　　不同于李革、鲁先平等人，杜莹回国的最初目的不是创业，而是帮助李嘉诚旗下的和黄集团寻找一个并购标的。猎头找到她时，她正在美国辉瑞公司全球战略收购部工作，主管全球代谢类疾病项目转让及相关兼并收购。

　　一番调研后，杜莹认为和黄的原计划并不可行，以当时的国内水平，通过并购走向国际化是很困难的。她写了一个建议：自建研发中心，成立公司。由此，杜开始了有和黄支持的创业路，是和黄唯一的创始人。

　　从职业生涯第一天起，杜莹就展现出一种主动的特质。这种特质不仅帮助了和黄的创建，也使得和黄在成长中不断影响新药产业政策，让后来者受益。

　　第一次去辉瑞面试，她被责问：“谁叫你来的？”杜莹博士毕业于辛辛那提大学，而当时辉瑞只招聘常春藤盟校的毕业生。加入辉瑞后，杜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人力资源这种招聘不合理：以来自中国的学生为例，很多优秀的留学生并没有机会进入盟校……她的建议最终被采纳，她也因此参与了一些招聘。

　　在辉瑞做第一个项目时，她发现项目小组开会不合理，主动提议改变开会流程。在大公司里，通常都有明确的层级，辉瑞也是。但这个刚来的博士，别人眼中的小姑娘，逐渐凭借一个个行动及其影响力，成为了这个项目小组的领导。

　　“有人会觉得自己的位置低，就不愿去做这个事，或是觉得做了别人也不会搭理你。但我只要参与了这个事，只要看到有问题，就不会因为我的位置低而不去改变现状。”杜莹回忆那段日子称，有一位领导的话对她后来有很大启发。“领导力决定位置。你有多大的领导力就能做到多大的位置。”

　　对她影响深远的父亲也常对她说“领导力是天生的”。“其他才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课程训练，但领导力是天生的。领导力就是你要有一种感染力，你要有决断力。”杜的父亲曾在政府工作，一度管理当地的大型企业。

　　所以，当她的邻居李革感叹“创业家就是创业家，不是创业家永远不要把他改成创业家”时，杜莹深感认同：有些人适合创业，有些人不适合。领导力是一个创业者的重要特质，而这种特质是天生的。

　　“领导力表现在很多方面，我常常跟大家讲，你要永远记得，你可以选择被动地等待，也可以主动地去参与、去影响。”杜说。

　　新药是一个受政策严格监管的行业，而现行的监管政策还很滞后，不利于新药产业发展。过去十几年，杜莹也在积极影响政府的创新政策：“怎么样认定高新产业，怎么样加速新药审批，我们这一批人和政府花了很多时间沟通，交流成本也很高。”从张江园区、浦东新区到上海市政府，杜莹逐层扩大这种影响力。“‘十二五’的时候，我也参与了相关政策的制定，不仅是审评委员，而且还是规划组的成员之一。”

　　和黄也是第一家走“绿色通道”的新药公司。2008年，新修订的《药品注册管理办法》开始施行，鼓励对创新药实行“快速审批”和“特殊审批”政策。同期SFDA向社会公布的《药品注册特殊审批程序实施办法(暂行)》征求意见稿，规定了四类创制的新药、治疗疑难危重疾病的新药可以进入这样的“绿色通道”。

　　“在绿色通道这件事上，政府是非常开放的，跟我们协调。我们在摸索，政府也在摸索，我们把觉得好的方案提给它。”杜说。他们的摸索对于后来者有很多可借鉴。

　　只是这个曾经为解决新药审评难、审评慢的绿色通道，随着中国新药申报数量的快速增长，再次变慢。在新药审评上，还存在诸多挑战。

　　“第一次是铺路，这次在铺过的路上再走一遍，希望该跑的地方可以跑起来，不要每走一步都在铺路。”

　　“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，政府对我们很支持，但是我们希望政策更加国际化、更加透明化，使我们的时间花在更需要我们做的事情上。”杜说，如果政策不变，依然会有很高的沟通成本，他们希望能够将时间精力用于自己更擅长的新药开发上。

　　爬山不止

　　十几年间，杜莹也有过想退缩的时候。比如生第二个孩子时，她已是高龄产妇，但孩子出生一个月后她已在FDA开会。一家大药厂向她发出邀请，可以住在美国管亚太，很有诱惑力。对比之下，当时的国内新药研发前景还不明朗，她的好几个朋友正在关公司。杜莹最终没走，理由之一是不久前她刚从辉瑞又招了三个人……

　　十几年间，她也见过很多朋友经历低谷，包括李革。药明康德上市后，一年时间，股价从四十块暴跌到四块。但现在，李革已经带领药明康德建成一体化研发平台。

　　“大家能够最后走出来，很重要的一点是坚持。”杜说。

　　两次创业间，杜莹投资了贝达医药等多家明星公司，也将一家公司成功地带到台湾上市，有着不错的投资业绩。但她却更深切地感受到：“中国非常需要好的企业家和创业家，才能真正把(医药)生态链建立起来。在当下，要真正有影响力，还是要做好企业。”

　　在药明康德宣布私有化不久后，杜莹和李革在一次聊天时也说起“人生是否有必要再来一次”这个话题。在杜看来：“我们走得早一步，年纪不算很大，爬到了山顶，人生不可能停在那儿。”

　　“我经历过繁华，也享受达到顶点。但爬山不只是为了到达顶点，过程更重要。我希望人生每走一步，宽度都在增加，这既是一种自我实现，也给社会创造了价值。”杜莹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