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来讲一位为了“国”而奋斗一生的读书人吧。

　　1903年5月，日本大阪劝业博览会。一个拖着长长的辫子、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人八进博览会现场，对启迪未来的新技术、新产品，表现了浓厚的兴趣。

　　日本博览会上展示的电梯

　　他就是有“状元实业家”之称的张謇。时年50岁第一次来到日本，完全掏的是自己的钱。

　　他在日本逗留了70天，除参观大阪劝业博览会外，他“虚着心，快着眼，勤着笔”，先后踏足长崎、神户、大阪、名古屋、东京、横滨等20多个城市，参观了30家农工商企业和35家教育机构。

　　当时日本东京街头

　　日本媒体对张謇的印象是这样的：“晒得黝黑的脸、俊秀的鼻子、紧闭的嘴和瘦削的稍高的颧骨，下巴大，显现出一种坚强的意志。”

　　他们还看出了这个人的不同之处：“张氏之行，与以视察为名而一般泛泛走马观花者大相迥异，此乃知识精英兼实行之勇士观光也。”

　　50岁首次去日本的张謇，是为了学习

　　这趟日本之行，为张謇后来二三十年的实业振兴道路，提供了丰富的经验。

　　就在这次去日本的前几年，张謇，还是为自己的仕途而打拼的一介书生。

　　从1853年出生，到1894年中状元，41年间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和赶考。

　　作为一介贫寒子弟，科举之路并不平坦。16岁中秀才后，他又苦读26年，进出科场20多次，41岁时，方中状元，名满天下，官居六品，职位是翰林院修撰。他那务农兼做小生意的父亲，为此兴奋过了头，乃至撒手人寰。

　　而在同一年，中日甲午海战爆发。中国一败涂地。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。国家的悲惨命运猛烈地撞击着张謇的心。他看到两国的巨大差距。

　　甲午之败唤醒了张謇实业/教育报国之心

　　他认为中国的官场已经腐败透顶，读书和做官无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。

　　他从德国“铁血宰相”俾斯麦那里得到启示——教育救国！

　　要办教育，不能赤手空拳，只有先办实业。

　　办实业，兴教育，才能强大自己的国家！

　　张謇的心灵导师——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

　　他实业救国的想法得到了当时朝之重臣、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赞许与支持。

　　1895年，张謇放弃了前途不可限量的官场之路，抛开了状元的本分，投身于陌生的工商实业和商界，回到家乡南通筹办大生纱厂。

　　“三十年科举之幻梦，于此了结”。

　　张之洞帮张謇完成了从书生到商人的转型

　　从1895年筹办，到1899年开机，筹办大生纱厂的四年，张謇单为筹集资金，就已焦头烂额。

　　招股计划高达50万两，这不是个小数目。

　　张謇既是大生纱厂的创始人，也是股东，只是他的股金不过区区2千两白银，其中的600两还是另一位创始人垫付，他的这点股金只占公司全部股金的0.4%。

　　虽有官家在背后支持，但张謇在商界并无人脉，亦未积累信誉，南通和上海两地的商人并不肯轻易出钱参股。

　　张謇独子张孝若后来回忆：“这四年间，我父奔走南京、湖北、通、沪各处，白天谈论写信筹画得手口不停，夜间又苦心焦想，翻来覆去，寝不安枕；官绅的接洽说话，一天几变，捉摸不定。有钱人的面孔，更是难看，推三阻四。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，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拆台。旁人也没有一个不是看好看。所谓人情冷暖，世态变幻，我父是亲尝而身受了，又是气愤，又怕办不成功……所以我父亲最初最大的成功，是完全建筑在坚忍的、勤俭的毅力上边。”

　　这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，何况他已年近50岁，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， 创业极有可能半途而废。后来，他对下属说：“一个人到了危难的境遇，还是要抱定牙齿打落在嘴里和血吞，连手都用不着去摸肚子。”

　　历经4年艰难，张謇终究把大生纱厂建了起来，可喜的是，纱厂第二年就实现了盈利。而同时期全国商办的机器纱厂不过七八家。

　　清朝一共出了114位状元，亲自开办工厂的，除了张謇，还有同治状元陆润痒，只是他热衷的是仕途，仅仅办了两年多的工厂，就重返官场。

　　而张謇，办了两年多的工厂，又开始积极筹办通州师范学校，与实业相比，张謇更感兴趣的是教育。

　　张謇提出了“父教育，母实业”的观点，以实业利润反哺教育，以教育人才推动实业发展。

　　无论是民办实业还是新式教育，在20世纪初始的中国，都是新鲜事物，如何一一发展起来，没有先例可循。

　　而此后20年，在南通，张謇不仅创办了数十家企业，成就商业帝国，他还用企业的利润和自己的收入，创办了 240多所小学、6所专科学校、1座博物馆、1座图书馆、1个气象台和16家慈善组织。

　　张謇一人缔造了一个城——南通

　　筹办通州师范学之前，张謇曾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，希望政府兴办新式学校，他甚至还拟定了兴学的次序和中小学的课程。刘坤一身边的官员极力反对，上书未被采纳。

　　张謇在日记中写道，这反而激发了他自己办学的热情，“乃谋自立师范学校”。

　　虽然科举造就了他，但他却公然提出“废科举，兴学堂”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科举制度之下的读书人，“从小到老，从读书到做官，埋了头，捧了书，执了笔，只是为了赶考；先关在家里，再关到场里，拿一个人的活气灵气，都斫丧完了”。

　　后来八国联军的枪炮逼得慈禧西逃，这才在反思中开始了一场勉强的“新政”，并颁布了《钦定学堂章程》，算是给张謇创办新式学校提供了政策支持。

　　在办学上，张謇绝不盲目、随意，反而思虑缜密。他对周围人说，普及教育就要多办小学，办小学需要师资，所以首先应办师范学校。

　　张謇戴着小帽，穿着青衣，坐着独轮小车，亲自选择办学地点，最终选了败落的千佛寺，一座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寺院。接着对寺庙进行改造和新建，他甚至亲自参与测量、设计绘图。

　　学校开学前一晚，张謇亲自拿着锤子，为每个学生宿舍钉门牌，一直忙到后半夜。

　　1903年4月23日，通州师范学校本科生复试，试题由张謇亲自拟定。当日监考老师中的一位年轻人，日后成为了名震华夏的国学大师，他就是王国维。

　　一位叫陈衡恪的人也来此当了老师，任教4年，教的是博物学科，他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哥哥，后来成了著名画家。

　　从筹办开学，到1907年，通州师范学校的办学经费多达18万两白银，三分之二来自大生纱厂的分红，三分之一是张謇、张詧（张謇的三哥）等人的捐款。

　　张謇说“ 家可毁，师范不可毁”，因此他格外注重师范学校办学经费的可持续，多次董事会会议专门讨论办学经费。

　　1911年，张謇提议，通海垦牧公司的450股作为校产，捐给师范学校。通海垦牧公司由张謇创办于1901年，开垦海边的滩涂，直到1910年才开始盈利。

　　在1903年的赴日考察期间，他还对日本的各类学校进行仔细考察、研究。他到达日本的第一站是长崎，下了船便立即访问私立鹤鸣女子学校，教学内容、师资、学生和经费等各个方面，他都一一询问。

　　此后，他还访问了幼儿园、小学、女子师范学校、工业学校、医学校、染织学校、商业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。学校建筑和课业内容，他都详细得问清楚；学生所用桌椅的尺寸，他亲自测量并记录下来；即便是厕所，他也仔细查看。

　　回国后，他几乎将在日本所看和所学，完全复制到了南通。

　　他甚至还专门为师范学校聘请了十多位日籍老师。

　　从日本归来的第二年，张謇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，还在出生地海门常乐捐资创办了第一所小学。

　　创办小学时，张謇对施工工人提出了严厉的要求，“30年不要动斧头凿子”，此后遇到台风，周围房屋倒塌，唯独学校的建筑屹立不倒。

　　接下来的几年还出资创办了铁路学校、农业学校、商业学校、银行专修学校等。

　　受张謇影响，他的夫人拿出私房钱捐资办了一个幼儿园一个小学，他的儿媳妇也捐资办小学。

　　大生纱厂开机后的23年里，获得纯利1161多万两，1907年开机的大生二厂，在此后的15年里，获得纯利500多万两。

　　尤其是1913年到1922年，因为世界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国内纱厂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。

　　庞大的利润以及张謇的丰厚收入，支撑了南通教育的快速发展。

　　1912年，是张謇的六十大寿。本该值得花巨资隆重地庆祝一番，他却把宴客的钱和亲友的馈金一并拿出，建立了南通第一家养老院，能容纳120人。

　　他还约定十年后的七十寿辰再捐赠一所养老院， 1922年果然如约，又建造了南通第三养老院。能容纳146人。此期间，张謇创办了南通第二养老院。

　　谈到创办养老院的原因，张謇说，

　　“慈善事业，迷信者谓积阴功，沽名者谓博虚誉，鄙人却无此意，不过自己安乐，便想人家困苦，虽个人力量有限，不能普济，然救得一人，总觉心安一点。”

　　大寿过后没多久，张謇又亲自忙着筹建并规划残废院和盲哑学校。对于残废院收养的人，张謇规定凡是残废者，不论年龄，不论籍贯住所，均可入院，包办吃饭穿衣。

　　创建一所慈善性质的盲哑学校，是张謇多年的心愿。

　　1912年，除了筹建数所慈善机构，张謇还一口气筹建了数所学校，包括医学专门学校、纺织专门学校、水产学校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。

　　从1912年开始，张謇的慈善医院、贫民工厂、济良所、残废院和戒毒所先后创建。

　　有外国人到南通参观后，发现南通街头没有乞丐、醉鬼、流浪者，原因是，一则农工商企业吸收了绝大多数劳动力，二则孩子都有学可上，三则慈善机构收治了老弱病残群体。

　　这些慈善机构的费用，都是张謇和亲人的私财捐赠。用他的话就是，“系自动的，非被动的，上不依赖政府，下不依赖社会，全凭自己良心去做。”

　　育婴堂建成之时，张謇选择了一个新的捐资办法，即卖字筹钱。当时计划每个季度卖字得500两即可，一年便有2000两的收入，足够收养一百多名婴儿。

　　此后，他还登报启事，为残废院和盲哑学校卖字筹钱。

　　1922年，大生集团开始亏损，张謇的分红和收入迅速减少，直接影响了慈善事业，他再次登报卖字筹集善款。原本限定一个月的计划，持续了两年多，直到1924年张謇已是72岁的高龄方才停笔。

　　去世前一年，即1925年，张謇公开说，二十多年中用在教育和慈善上的工资和分红，高达150多万两。

　　张謇说：“国家之强，本于自治；自治之本，在实业教育，而弥缝其不及者，惟赖慈善。”在他看来，实业、教育和慈善，三位一体，构成现代地方自治，也构成了“南通模式”。

　　张謇耗费后半生，将南通发展出现代的模样，成绩斐然引来无数瞩目，不少实业家竞相学习模仿，荣德生、卢作孚、穆藕初和范旭东等，后来都学得有模有样。

　　读了几十年的儒家经典，张謇是地地道道的儒者，在他看来，“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，要会用钱散钱”。而他的一生，为了教育，为了慈善，散尽家财，的确做到了这一点。

　　作为儒者，他对自己的要求甚高，不赌博不喝酒，所好者除了读书写字作诗，就是听京剧。

　　他生活节俭，吃饭以素为主，平时穿布衣布鞋，衣服破了总是打补丁后接着穿。

　　有公司职员后来回忆，张謇跟人说话并不颐指气使，很有礼貌，脸上总是带着笑容。

　　他一生脚踏实地做事，当地百姓始终记得他的好，没见过他做过坏事。

　　只是晚年与有“绣神”之称的江南才女、张謇所创女红传习所的所长沈寿传出一件绯闻，一番沸沸扬扬之后，归于平静。

　　1922年，张謇迎来70大寿，也迎来了人生的高峰。在北京、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，投票选举“最景仰之人物”，张謇获得最高票数，超过当时还健在的“国父”孙中山。

　　这一年，张孝若到上海拜见孙中山，孙对张说，“我是空忙，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”。

　　积攒近30年方达到人生高峰，而之后，则是直线下挫。1922年，纺织市场风云突变，棉贵纱贱，大生纱厂出现亏损。张謇四处融资，却障碍重重，因为之前企业已经债台高筑。

　　大生盈利一直丰厚，雄心勃勃的张謇因此投资创办了数十家各类公司，但多数都没有盈利。

　　企业盈利时，利润大多被股东分红，同时投入教育和慈善事业。

　　企业发展顺风顺水惯了，而没有懂得“现金为王”的道理。市场一旦不好，资金链则断裂。

　　张謇最后意识到问题所在时，他已不能两全。

　　七十多岁的张謇奔波了三年多，企业仍没能起死回生，大生纱厂资不抵债，不得不由债权人接管。他被迫退居二线，做了名义上的董事长。

　　胡适评价张謇：

　　“张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……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，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，养活了几百万人，造福于一方，而影响及于全国。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，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，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。”

　　张謇去世40年后的一天，他的坟墓被hwb砸开。

　　张謇的孙女张柔武，在现场目睹了这一切，当棺木被砸开，她看到祖父的陪葬品，只有一顶礼帽，一副眼镜，一把折扇，一束胎发，一颗尽根牙。